望江门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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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建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,称“新门”或“新开门”。元末改筑杭城后,称永昌门。清代初年,始改名“望江门”,杭州人也习称“草桥门”。
中文名
望江门外
始建时间
南宋高宗绍兴年间
别    称
新门、新开门
俗    称
草桥门

望江门外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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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址在今望江门直街与江城路相交处附近。
望江门外 望江门外
望江门外,明清以前一直是观潮胜地,历代志书中有不少记载。其中著名的有“映江楼”等。明人记载映江楼,在永昌门外江边,宋时原为“烟云鱼鸟亭”,元代重建为“瞰江亭”,明代改亭建楼,方有“映江”之称。由于层楼高耸,俯临江岸,气势雄伟,当时诗人誉为“形胜东南属此楼”。映江楼的西南,有观潮楼,又名大观楼。据清初有人考证,“其地正对海门,当潮汐往来之冲”,传说为唐代江楼遗址。观潮楼右有顺济庙,祭祀浙江海神龙王,俗称海潮寺,传说钱江怒涛涌至庙前--“其声愈壮”,景色十分壮观。
杭州市望江门外

望江门外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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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的春天,走在望江门外,明媚的阳光下竟然感觉到些许迷离。城河两边的公园,望江门外的老街,太平时世的民殷。夕阳下,与三五老人坐在一起,尘埃不起,康乐安定。于是,对古城门的凭吊,油然而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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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江门外“永昌门”改名“望江门”

1642年(明崇祯年间),东阳大荒。县令姚孙乐的家原来在城外,见世道不安宁,便迁往城里,浩浩荡荡的搬家车队引来许多乡民观望。此时许多人家断粮久了,见县令家粮车丰盈,就有胆大的劫了。
却说东阳有个读书人许都,也该他有事,那天他母亲去世,正在出殡,撞上了前来捉拿的官兵,不由分说地抓人。许都说:“我今日葬母,身犯何罪?”许都的把兄弟朱子彪是一条汉子,一怒之下将领队的千总拖下马来,夺了腰刀,手起刀落,千总的人头滚落地上。朱子彪说:“不反也是死,反也是死,大家反了!”于是乡民闻声而起,将送孝的白布缠在头上,号称“白头军”。许都也是一条汉子,便带了一群人杀奔东阳县城,一边还派人去中原联络李闯王。不几日,占了东阳、浦江、兰溪,浙东浙西都传遍了。
浙江巡抚左光斗得知绍兴府推官陈子龙与许都是旧交,令陈子龙前往劝降,承诺非但不杀,还保举他做官。陈子龙见了许都,先述君臣之义,再叙师弟之情,折箭为誓,绝不食言。于是,许都信了,同去拜见左光斗。没料到进了辕门,一声号令,先解了许都随从的兵器,又将许都绑了押赴刑场,只听一声炮响,许都人头落地。左光斗班师回到杭州,从“永昌”门进城,为炫耀胜利,将许都的人头挂在了城门正中的雉堞之下,正正地将那个“昌”字挡了一半。这一日城门内外,人头攒动,争睹“乱贼”首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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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,杭州城里流传起一段许都的故事,说阴历七月十五鬼节那天,许都曾到过杭州。他出清波门,来到于谦祠堂。都说于坟祈梦很灵,读书人考试前都要在这里住一晚,那天许都就住下了。这一夜,他梦见于谦授他玉印一方,上刻“受命永昌”。
许都的人头挂到第二年清明才被摘下,那时天下已乱成了一锅滚粥。又是一个清明过去,永昌门城楼上那面日月同辉的大明旗帜,被满清的蟠龙旌旗替代了。1666年(清康熙年间),一个炸雷毁了永昌门城楼,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也早被人淡忘了。
这也是一个马年,据说,许都斩首时正好三十六岁,属马。清人毛先舒有《永昌门眺望》诗一首:“马落射坡惊似电,牛归沙岸黑连云。”于是,杭州人又说起了许都在于祠祈梦的“受命永昌”;说起了李自成的年号也叫“永昌”。
这一年,城楼修复,“永昌门”改名“望江门”。

望江门外秦桧太师府的落成典礼

南宋时,这座城门的位置在望江门直街上的建国南路路口,直吉祥巷东侧,2006年9月,这里发现了宋城墙遗址,杭州的各家报纸都在兴奋地谈论此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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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有变化,城门的名字也变过数次,这座城门南宋时称作新门,也称新开门。城门内大街,因中河上的望仙桥而得名,称望仙桥直街(今望江门直街)。这条街称得上是一条上香古道了,上八府的人来灵隐、天竺上香,都从七甲渡口下船,过观音堂,沿老江堤(现在的秋涛路),经草桥,进城门。再走望仙桥直街,穿城西去。梁山伯送祝英台回上虞老家,十八相送,走的就是这条路。七十一岁的任老伯,四代居住在望江门内,他说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说法。
这节不说百姓上香,单说秦桧的太师府落成典礼。这个地段南有皇城,北有驻军,东有江堤,离御街(现在的中山路)、各部衙门又近,上下班方便,那时也算是一类地段了。某天,宋高宗一高兴,就把这里的黄金地块赐给了太师秦桧。
1145年4月,秦桧的太师府落成,内侍送来皇帝的贺礼,还带了一班教坊戏班子,浩浩荡荡地来了。这天,城门禁卫森严,望仙桥直街华盖相接,大大小小歌功颂德的匾额排了一街,从伊尹、吕尚赞到管仲、乐毅。奉承得好的,后来都有了重用。倒霉的也有,四川宣抚使郑仲的贺礼是蜀锦地毯一幅,称得上是“一寸金子一寸锦”。秦桧呵呵大喜,令人打开,当即在“一德格天阁”就地铺去,居然尺寸分毫不差。秦桧登时起了疑心,这太师府内定有郑仲布下的线人。郑仲后来被贬,这便是起因。
宴席开始,优伶献艺。上来两人,一人坐太师椅,一人擎大荷叶站立。坐者逗哏,站者捧哏,插科打诨,满堂哄笑。说完,坐者起身作揖致谢,帽子落地,露出发髻,只见这发髻不是像平时那样盘在头顶,却结在脑后,还是一个双环,时称“二胜环”。这时,举荷叶者指着双环问:“这是什么环?”坐者答:“二胜环。”拿荷叶的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巴掌,说:“你坐的是太师椅,拿的是银绢,怎么能将‘二胜环’掉在脑后?”这一说,举座皆惊,有胆小的,益发抖了起来。
这秦桧,在1126年(靖康元年),和徽、钦二帝及后宫众妃一起被金人俘虏。其间,秦桧讨好金主,得到重用。1130年,秦桧被派南下临安,伺机议和。当时南宋朝野,一致要求打败金兵,“迎二圣(徽宗、钦宗二帝)还”。后来岳飞被害,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一个敢说“迎二圣还”的话了。此刻,两个优伶说的“二胜环”,正是谐音“二圣还”。讥讽秦桧坐了太师椅,将“二圣还”掉在脑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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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朝文武,居然不及两个优伶。

望江门外皇帝作秀

秦桧死后,高宗赵构看中了秦府的地块。他退居二线当太上皇,想搬出凤凰山皇宫到城里去住,于是在秦府旧址上为自己造新宫,这就是德寿宫。德寿宫的范围大了,往北直到现在的佑圣观路。宫苑内挖了个小西湖,用竹筒接了好几里引来湖水,又垒了个小“飞来峰”。那时候,人称凤凰山的皇宫为“南大内”,德寿宫则为“北大内”。这一说法,就不只是赞叹德寿宫的广袤与瑰丽了,只说一件小事。
某日,赵构去灵隐,在冷泉亭坐定,有一僧人跪奉龙井茶一盏。赵构见他不止一次逢迎自己,做派像是官人,便问他身世。那人说,我本是某郡守,因得罪监司,被诬贪赃,免了公职,如今无以糊口。赵构随口说,我跟皇上去说。
赵构后来又去了灵隐,那人还在。赵构说上面有没有人找你谈过话?那人说没有。赵构回到德寿宫,恰好孝宗前来,赵构不笑不言。太后问他,赵构也不语,太后再问,赵构说:我老了,位子让了出来,没人听我了。此话一出,孝宗战战兢兢,他说:那天我听了“圣训”,回去立即传达宰相,宰相说,此人贪赃枉法,不判他刑,很便宜了。既然太上皇这么说了,儿明日一定办好。孝宗回宫立刻找来宰相,宰相还想口啰嗦,孝宗说,好了好了,昨日太上皇圣怒,纵然他是大逆谋反,你就放他一回。于是,那人官复原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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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宗后来也把位子让给了儿子,想尝尝太上皇的滋味。他将德寿宫改名重华宫,又将自己的生日定为重明节。有人说,“重华”、“重明”不是好兆,一个“重”字,“二千日”也。果真,孝宗从退居到死,正好两千天。这大约是后人的杜撰,不过,倒有一点对这种“禅让”作秀不屑的意思。
2006年9月一个阵雨乍停的下午,我走进中河路18号工地,这里挖出了德寿宫的遗址。在五米深的一大片土坑中,民工们正洗刷着长满绿苔的南宋青砖。青砖细腻如砥,似是一条连了东西厅堂的甬道,娟秀的井圈,瓮底样的浅池。南边有一处四十多平方米的区域,露出九十多个木桩,据考古学者认为,是小“飞来峰”的地基,因为这一带地质疏松,无法承受小山似的太湖巨石。
草桥门郎英
说望江门,“草桥门郎英”不可不说。
城门外有座吊桥,人称草桥,因此民间也称此门为“草桥门”。明朝正德年间,说起杭州草桥门郎英,江南文士无人不晓。
郎英五岁死了老子,他老子临终时说:“这儿子要是能成气候,必定是他自己成就自己,这也是我能够安然闭目的原因。”知子莫如父,后来郎英成名,靠的不是官场的提携,也不是名利场的角逐,而是孜孜不倦的广识博学。他对科举考试毫无兴趣,亲友为他可惜,郎英说:我的心思整个就在书上,我愿意和任何人比,谁看的书多,做的笔记多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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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里,郎英坐在书架与案几之间读书写作,他写的书,天下文士读了,都想与他结交,家中常常高朋满座。郎英就在客厅贴了两张“来客须知”,一张说“求益”;一张说“薄奉”。“求益”说的是曹子建如何征求对自己文字的批评;“薄奉”说的则与书无关,此典故出自晋时吴兴太守陆纳。有一次陆纳请大将军桓温吃饭,以前他曾问过桓温的胃口怎样,桓温说,年纪大了,三升酒便醉,肉也超不过“十脔”(十小块)。这天桓温赴宴,陆纳只上了一斗酒,一斤鹿肉。陆纳说:你我加起来只需五升酒,今备有一斗,慢慢喝吧。郎英说,现在的人请客,菜少了被人看不起,这是什么道理,他用这个故事告诉来客,不要怪我“薄奉”。郎英在草桥门一带多少也算是一个富绅,估计那时候的杭州人请客也重派头,吃一半扔一半,郎英以此为耻。
郎英著作甚多,五十五卷本的《七修类稿》,几乎就是一部“杭州全书”,将杭城的风土人情、逸闻趣事囊括其中,并贯穿杂家,讥讽得失。其中对杭州话的一段论述,为后人反复引用。郎英说,杭州“城中语音好于他处,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,遂家焉,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。惟江干人言语躁动,为杭人之旧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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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英写这番话距宋室南渡已四百多年,杭州话中的汴梁口音还是相当重。只有江干闸口一带,因为受钱塘江南岸的影响,还保持了杭州人原来的旧音。郎英所说的“旧音”,就是“越音”。
后人评述:以先生(郎英)之才,博取功名,易如反掌。但他“好言天下事”,是做“士”的独辟蹊径,“独为其难”。古今将相在何方?荒冢一堆草没了。看来,能让后来的杭州人记得的,还是郎英。
望江门外菜担儿
250年前,文人厉鹗第一次读《七述》,见到“紫蕨、青莼、韭芽、芋头、茭白、芹菜、姜葱”等文字,感叹良久。他说:“这是杭州的蔬菜第一次上了文人的书籍,可惜,没有写明出处,这都是出在我们东城的啊。”厉鹗说的东城,就是望江门到艮山门一带。尤其望江门外,江涂田野,种不得稻谷,世代种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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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杭谚有“望江门外菜担儿”。
南宋时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说到杭州的“市”,有“药市”、“鲞市”等17种。其中“菜市”标注有新门(即望江门)、东青门(即菜市桥)、坝子头三处。旁边还有小字注明:“宋刻本”只有“新门外”一处。估计,望江门的菜市类似现在的三里亭蔬菜批发市场,官方认可。菜市桥与坝子头,大约是菜农的自由贩卖之处。
30年前的望江门直街,还是一条整日排满了菜担儿的街市。现在道路拓宽,印痕杳无。不过,出了古望江门的遗址,倒是真能看到一点旧时的影子,这就是小巧古朴的望江门外直街,紧挨了盘旋式地道与高架通衢的现代建筑,让人恍若隔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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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走这条老街,是在下午四点。没有喧闹的菜市,没有四个轮子的车子,上百年前的“盛美德墙界”、“世德堂墙界”,从曾经涂没过的泥灰中显露出来。于是,60年前一个于姓卖油郎也在我的眼前浮现出来。他挑一副鱼篓似的油担,敲一块枣木梆子,叫一声“麻油——酱油!”一步一晃,走街穿巷,一直走到共产党来了。也就一夜之间,制服、胸牌,他成了望江门外第一任派出所的所长。原来,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。
往东走到海潮路口,也就是生产“朝阳”轮胎的杭州橡胶厂前,我想像了一下已经圈在厂内的海潮寺曾经的香火,以及于姓卖油郎摸黑在寺内开会的景象。又从黄家园小巷进去,走上灰团巷,见到了大片的豆荚与包米,南瓜与小白菜,还有朝天的粪池。
望江门外菜担儿,遗痕还有。
望江门种菜种得最高的地方,是在城墙上头,四五米高的墙上,种菜人搭起了窝棚。说这番话的是77岁的杨老伯,还有74岁的俞老伯、72岁的闻老伯。我们一起坐在贴沙河东面的公园,隔了曾经的护城河,看橘红、灰黑的火车走过。河西的公园,有一处高坡,那是城墙没有除净的地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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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的贴沙河比现在要宽,上八府来的木排在这里交易,买木材的不光是杭州人,还有顺水从下三府来的乡人。“望江门外木排儿”,也是一句杭谚,传得要比“望江门外菜担儿”远。城门边在早年有一个水龙会,水龙会不仅管木材,还惠及地方。水龙会的锣声一响,响几声,是指哪一处发生了火警,于是,众人扛着水龙,“赶火”去了(这“赶火去”,也算是杭州话中的经典)。老人们至今说来分分明明。
城门印迹,最深的是乱世。1937年的冬天,俞老伯看见日本兵从城墙上由北走过来:列队、刺刀、洋马、膏药旗。日本兵在城门的瓮城上站了岗,在门洞口放了哨,“草桥”与门洞之间,拉起了铁丝网,挂了洋铁罐,一到傍黑,什么时候通上电说不准。俞老伯说起来那个恨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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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,俞老伯的娘舅挑了一担菜进城去卖,等菜卖光出城迟了,日本兵已经拉上了铁丝网的口子。他娘舅说:先生,让我过去。日本人视若无睹,和平军不做声,他娘舅以为是认可了,就去移铁丝网。双手刚一碰网,只见一阵烟起,他娘舅就粘在电网上了,当即烧死。一副空菜担里,还有一小包隆仁米店的六谷(玉米)粉。
“那时候,望江门内隆仁米店的六谷粉要比望江门外招发米店的吃口好,穷人买六谷粉,每次也只是一斤两斤。”闻老伯说。闻老伯7岁时,有一天,他娘要他去隆仁米店买一斤六谷粉。米店装六谷粉的袋子用的是范红纸(学生写毛笔字的描红纸),蛮薄。出城门过日本兵的岗哨时闻老伯照例鞠躬,这日本兵一脚踢过来,踢破了纸袋,六谷粉撒了一地。7岁的闻老伯呜呜地哭,边哭边走回家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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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江门外 (12张)
闻老伯本来只是在一边听着,不响的,及他说完,我倒是一惊。原来,人生的寻常事也能说得声如裂帛。[1]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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